蛮族勇士(老蛮):诸神的黄昏——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节选自年度长文《最后的印钱-2014年宏观经济综述》,这一段的主要内容,是讲历史。对于经济学,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经济。经济的本质,是人。人心所向,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心,就是历史的潮流,就是经济的规律。从清末到现在的百年历史之中酝酿着的暗潮,隐藏着的规律,将决定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

1、社会总动员

满清失国的理由,在于由几百万少数民族控制四亿汉人,它完全没有社会动员的力量。终清一朝,满清皇室对汉人都持压制态度。1840年代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战争动员,几万清兵疲于奔命,进行全国范围的轮防,靠两条腿追着英国人的战舰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敢:一旦汉人全面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军事力量,那推翻满清朝廷只不过是举手之劳。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满清束手无策,总动员令根本就不敢下。只有曾国藩组织湘军,他的学生李鸿章组织淮军,将汉人武装起来,最后纯粹依靠民间武装力量,就将祸乱中国的长毛贼剿个干净。整个过程中,满清朝廷除了添乱之外,没有一兵一饷的助益。这么看起来,汉人只要动员起来,那绝对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是这种动员力量吓坏了朝廷,传统儒生曾国藩又不敢造反,最后逼得曾国藩解散湘军,郁郁而终。此后满清统治的主基调就是打压已经动员起来的汉人,慈禧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和李鸿章怄气。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主因,就在于慈禧坚定的制止李鸿章的北洋系的任何社会动员,甚至朝廷还要把军费抽走去修皇家园林。满清对汉人动员起来的结果,惊惧到了骨子里,即便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西逃,满清朝廷也没有任何全国总动员的打算。于是4亿中国人,就此自废武功,被西方列国反复的蹂躏,毫无还手之力。

1900年,八国联军在汉族士绅带领下占领圆明园。联军撤离后,汉族士绅在大肆抢掠后放火烧园,史称“第二次火烧圆明园”。

我们必须要明确是:整个清末的对外战争,都是不对等的战争。中国从未真正进入过应战状态,从未真正的征发士兵,集中资源,来打一场国战。最多就是几万缺乏训练的八旗兵疲于奔命的到处救火罢了,国人基本上就置身事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要是有哪个国人脑子一热,动员社会力量掺和一把国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满清朝廷当成造反分子给砍了脑袋。于是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的看热闹看下来,在国人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就是:这国家大事,和我就没啥关系嘛。这大概算是国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起源。

满清压制汉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四亿汉人缺乏社会动员力量,难以动摇几百万满族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满清朝廷也没啥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应付社会动乱的能力很弱。就这么拖到1911年,盛宣怀打算把湖北通往四川的铁路工程收归国有。老实说这个铁路工程原本由民间主办,基本上就是在瞎搞,各路主持的人马全都在贪污,在民间募集了上千万的银子,铁路的影子都看不到,连路基都不知道在哪里。盛宣怀的手段算是强硬,整条铁路收归国有之后,交给外国人主持修建,至少花了钱还能看到路。但是另一方面,他要这么一整,原本的贪污行为就要大白于天下,贪污犯们必须把吞下的银子都吐出来,这下大家都受不了,于是彪悍的四川贪污犯们就开始闹事,把过来查账的官员统统都砍了头,史称“四川保路运动”,这基本上是贪污犯的拒捕行动了,跟什么民族大义根本扯不上关系。结果满清朝廷也没力量镇压,想来想去,好歹从武汉调了点兵过去,没想到武汉又开始闹。然后全国都开始闹,最后的结果,就是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因为几个贪污犯闹事,就此失国。整个过程看起来,就跟开玩笑似的,基本上就没打仗。然而我们仔细一回顾,这个朝廷根本就没有社会动员能力,当然也没有发起战争的能力。只要乱起来,不管是怎么乱的,哪怕是几个贪污犯公然拒捕呢,这个朝廷就算是完了。

接下来就是纷纷扰扰的民国时期,一开始当然是北洋系唱主角。这个派系缘起于李鸿章的淮军,算是拥有一些社会动员力量。北洋系自个有工厂,有遍布全国的码头,有轮船,算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物流体系,跟洋鬼子比说不上强大,至少比国内其它力量要强。遵守工作纪律的产业工人随便组织和动员一下,摇身一变就是高素质的职业军人。这都是北洋系的底蕴。所以满清的江山,只能交给北洋的人马,也就是当时北洋系的代表,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也只不过是北洋系的一个代表而已,他无法全面控制北洋系的资源,他旗下的各大军头,各有各的地盘和势力,老袁要下令轮船招商局运一船大麦到陕西救灾,伍廷芳可以毫无理由的拒绝,袁世凯还真拿他没办法。袁氏当国,就在干一件事:整合资源,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动员力。可惜这事情不容易。北洋系自己就山头林立,根本整合不动;至于被满清压制了200多年的中国平民,就更加难整合了。曾国藩当时还有大义作为社会动员的名头:保家卫国杀长毛。袁世凯啥办法都想不出来,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活人都能被尿给憋死。当然他最后确实也是因为肾病被尿给憋死了,算是当时中国人对于自己孱弱的社会动员力的最佳注脚。

就那会,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中国人已经200多年没被动员过了,都疲了,个个都是老油条。敌人杀到面前了,还能动员一把,比如被天平天国的长毛们蹂躏的湖南江西。其它时候,那真是自私自利成性,等闲绝不掺和国家大事,哪怕八国联军打到家门了,照样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热闹,顺便还要跟洋鬼子做做生意,卖个茶叶蛋啥的,袁世凯想要在这种僵化的社会氛围之下,完成社会总动员的任务,就像只手想遮天似的,纯属自不量力。他自己的北洋系都整合不来,更别说其它地方的实力派了。所以袁世凯最后打算称帝,以皇帝的名义,获得大义的名头,试试看能不能作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最终手段,结果各地的实力派根本不给面子,一团散沙惯了,下意识就抵抗整合,看到你老袁摆出一副要吃干抹净的模样,立刻就起兵反抗。所以袁世凯称帝这个事,也谈不上倒行逆施;至于蔡锷起兵反袁,更谈不上英雄。无非就是乱世儿女,寻找救世的手段,各有不同罢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彻底进入一团散沙的状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往国外一看,社会动员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欧美模式,简单说起来就是拥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们搞选举,得到最多选票的资本家代表,当然就拥有最大的社会资源,这家伙一声令下,至少投他票的资本家们,愿意出人出力。其它资本家抵抗不了大势,也只能跟着贡献资源。这算是一种精英模式,有文化的有教养的资本家们,靠社交沙龙里的合纵连横,用选票来完成社会动员。另外一种模式,是苏联模式。这模式那可不得了,大名“国家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充分发动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从基层群众开始整合,动员最广泛的民众资源。这家伙要是整合起来,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精英模式之下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想想就能明白: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除了用以糊口的那点资源之外,其它所有资源都能贡献给国家!所以苏联能以一国之力,和整个欧美分庭抗礼。你资本家们的精英模式,能集中多少力量?你能把整个企业都献给国家?你自己不吃香喝辣了?今时今日“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臭不可闻,简称就是“纳粹”,在当时那可是治世救国的良方之一,在全球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那真是有震撼性的启蒙意义的。

于是,接下来的中国,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模式的较量: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共,与以精英资本家为基础的国民党,以中华大地为棋盘,以四亿人的命运为棋子,竞夺民心,逐鹿中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共搞的最基层的社会动员,广泛发动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斗个地主老财啥的,斗完了,大家把他的田地分了,这还没完事呢,接下来就是极其酷烈的税负。在中共占领区,税不是按比例抽取的,而是实施配给制。斗完地主分了田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只能按规定的分量留取一小部分用于糊口,其它部分都要上缴。这社会动员力大得惊人,国民党的老蒋根本上就是望尘莫及。想想老蒋的苦处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资本家群体根本就不成型,能贡献的资源有限。而广袤的农村的地主们极难动员,资本家政权之下,政府的触角根本吸取不到农村的养分。长年苦于社会动员力太弱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现在中共如此有效率的动员办法出来,并且成功的搞了好多个根据地,没事还秀一把肌肉,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死不了,走到哪里活到哪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就没有适用地域上的限制,有个十天半个月,一通大字报加几次批斗大会,就能最广泛的动员民众集中资源,这赫赫威名,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就算是把我扔回那个时代,我这种伪知识分子也得选中共啊。难道还选那个暮气沉沉的国民党不成?

所以我们这么回头一看,在社会动员能力上,中共天生就比国民党要强,就更适应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这个被满清抑制了200多年的中华民族。没敌人就制造敌人,没大义就制造大义。地主老财欺压良民,这就是最好的社会动员理由。这个理由一打出来,自私自利的国人自动就会跟上,上了船之后,才知道接下来的船票,是要用全副身家来买,这时候想下船都来不及了。这个玩法,中共玩得炉火纯青,比纳粹党那套拿犹太人当敌人的玩法要高明得多。犹太人的遭遇现在是人人同情,但是一直到今时今日,中国当年被冤死的地主老财,那可都没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评价的,那可都还是遭受千人指万人骂的。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民众力量的不可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玉石俱焚。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固然可以拥有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一旦成型,就无法自动消散,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纳粹动员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向全世界宣战,以宣泄力量。而老毛动员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让人民自己斗自己,最后在一次惨烈的文革之中,将中国积蓄了三十年的群众力量,消耗得干干净净。

目前来说,全世界最普遍的治理模式,仍然是精英模式,资本家动员模式。精英们在沙龙里彬彬有礼的博弈,能整合的资源固然有限,但好歹能实现自律,整体可控,破坏力非常有限。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草根模式,动员能力固然非常强大,然而破坏力也惊人,草根也没有自律能力,一团散沙一旦聚合为沙球,只能是顺势翻滚,将挡在前面的生灵,消灭得一干二净,直到碰到最坚硬的石头,被撞得粉碎,才会停止破坏。

2、最后的印钱

满清被推翻之后,民国政府的货币基本上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袁世凯政府铸造的银币“袁大头”举世闻名,是收藏界的热点品种。老蛮我曾经在家里发现了好多枚,后来偷出来和小伙伴打牌玩,袁大头都输给了小伙伴,赢了一叠糖纸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从这段经历就可以看出,老蛮我以后注定要走上投资这条不归路,把金主们的血汗钱都换成一堆废纸回来。贵金属货币没啥可多说的,它本身就有信用。铸币的前提,是掌握丰富的贵金属资源,也就是有钱。民国中期发行纸币,也是以贵金属储备作为前提。到了后期,国共争霸的时候,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支出猛增,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又停止了,依靠总额10亿美元左右的黄金储备作为发钞的信用支撑,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连一次稍有规模的会战消耗都支持不了。它的社会动员力极弱,民间的财富根本整合不来,表面上管理着4亿人,其实能收到税的也就是几个大城市,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镇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税收都被地方实力派分了。国民党政府被逼得没办法,军费支出又是刚性的,于是只能凭空印钱,越印购买力就越弱,于是只能印更多钱,恶性循环之下,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很快就失国。问题根源其实就在国民党孱弱的社会动员力上。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整合不了资源,就收不到税,于是凭空印出来的“金圆券”就只能变成垃圾,毫无信用可言。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仔细说一下纸币。早期的纸币一般是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有多少贵金属储备,就印多少纸币,了不起多印个30%出来,其实骨子里还是一种金属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黄金白银的总量太少,根本不足支撑市场大规模交易的需要。所以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之后,纷纷就要选择抛弃贵金属,将纸币定位为纯粹的信用币:用政府的信用为它做担保。

问题在于,政府的信用从何而来?最标准的答案当然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实力越强,纸币的购买力就越强,放到国际上,汇率就越坚挺。关键是有些政府啥实力都没有,那就要看你印出来的纸币能买到些啥,南美国家的纸币能买到矿山和森林,中东国家的纸币能换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也能给纸币加持,增加信用。最差的情况,就是拿着刺刀逼着别人用,不用就刺刀见红,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纸币发展史上,也不少见,当然这种纸币的流通性和购买力也最弱。说了这么多,现在问题来了:人民币的信用,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困扰世人很多年了。

中共发行货币的历史很早了,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行。当时我党正处于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真空区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到处搞“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苏维埃银行总行,在其它苏区设立了分行,统一发行纸币。必须注意的是:从一开始,中共手上就没有贵金属储备,它必须为自己的纸币寻找其它信用支撑。单纯用武力强制发行是不行的,这属于竭泽而渔,捞一把就没了,不是理想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愿意干的事,所以还得用其它办法。

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前面解释过,在这套体制之下,老百姓基本上是手无余财的,所有资源都要集中到苏区政府手上。乱世最值钱的就是粮食,而苏区的粮食,基本上都在苏区政府手里。苏区的老百姓拿着苏维埃银行印出来的纸币,才能换购到粮食。所以苏区的纸币,信用非常稳定,接受度也高。当时国民党以贵金属为支撑的法币信用甚至还比不上苏区币,两边打过几次金融战,惨烈无比,然而基本上都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国内经济学界,因此将苏区币的信用来源,简单定义为粮食。但是这个事情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掌握粮食资源,恰恰在于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它能最大程度的收集整合资源,也就保证了它的纸币信用。因此,苏区币的信用,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它的资源整合能力,来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就足以替代金银的信用,支撑起一种全新的纸币,支持一个政权的诞生。这种事情,想起来就令人激动。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共麾下汇集,这并不是因为人家容易受蛊惑,恰恰是因为人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看到了足以颠覆三观的真实事件。

抗战时期,我党继续了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纸币发行方式。相对于此前较为统一的苏区币,这次由于被封锁得更狠,要突破国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太困难,所以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面值样式各有不同,种类超过500种。但是这一次我党再次成功的建立起了纸币的信用,哪怕是发行方式简单粗暴到近乎儿戏,但是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总是能给边区货币以信用支撑。让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看起来,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我党随便拿出一张纸,指着它说,这张纸值100斤大米,它也能轻易花出去。在人类的金融史上,唯有中共,实现过这种逆天的奇迹。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系统崩溃,中共各根据地的纸币照样维持稳定,基本上就不受牵连。以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纸币的背书,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货币加持,即便是被封锁、被围剿、被无数次的逼入绝境,仍然可以保持货币信用,并且无惧社会动乱,无惧战争,无惧近在咫尺的物价暴涨。这个过程,和神迹也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我党能夺取天下,为举国精英迎入北京,也是没有悬念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可以让中共收集到足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物质,但这一切,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强悍的生产能力之上,建立在他们高昂的生产热情之上。中共所有的社会动员手段,都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让大家斗志昂扬的投入南泥湾大生产,让普通的老百姓不畏生死的在大炮的轰击下继续播种各类经济作物。事实上,正是根据地老百姓被充分动员后强大的生产能力,才保证了苏区币和边区币的购买力,才创造了人间奇迹,才赋予了一个政党宛如凤凰般不死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共中原逐鹿的真正本钱。

中共建国后,干了30年的批斗与自我批斗,商品交易本身几乎都被废止,整个国家的经济回归到原始时期,建立在“凭票供应“基础之上的原始经济体制,和以物易物差别不大。这段时期根本不需要考虑纸币信用问题。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次,我们仍然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将民众完全动员起来,投入到经济生产之中。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之下,中国的老百姓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和超乎想象的坚忍。工农业的剪刀差可不是虚的,贫瘠的西部种出来一点庄稼,几乎等于是白送给东部的城市居民,自己穷得衣不蔽体,也要让东部的同胞吃饱穿暖了好好搞生产。就这么一直无私奉献了20年,东部的工业产业链基本成型,才开始有东部对西部的反哺,取消农业税,同时发起西部大开发。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型为部门完备的工业社会,能生产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工业品。而这,恰恰就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

我们必须要记住,在中共的印钞史中,从未有过贵金属储备的概念。从中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一穷二白的身份。它最早的印钞就是基于根据地农民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生产力,这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到了今时今日,这仍然是中共印钞机的动力之源、信用之源。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给人民币加持。中国的生产能力,给了人民币流通的信用。拿着这张纸,大家都相信它可以购买到任何一种工业制品。无论我们的央行如何疯狂的印钞,只要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只要我们的生产能力还在,那么,我们的纸币就能维持信用。在苛捐杂税之下苦苦求生的工业企业主们,他们的汗水和坚守,是维持人民币信用的最坚实的防线。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的庞大外汇储备,也是我们的制造业主们一双袜子一件衣服的换回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以美元为锚印钞”,事实上,这些美元,都是中国齐备的制造业链条带回来的。被广泛动员的工业生产能力,才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这就是人民币的信用真相。

要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动员力缺失问题,必须深刻理解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崩决的关口,在欧美的经济制裁之下苟延残喘。今天的国人大多已经忘了我们当时经历过怎么样的困境,官方承认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1993年为14%,94年为24%,95年为17%。这是非常恐怖的涨幅。93年下半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1比5.64,连续攀升到1比8.27,人民币贬值了6成多。朱总理为了应对困局,激发经济活力,采用了破釜沉舟的经济动员方式,当然,这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次经济总动员:国企抓大放小,除了保留若干优势垄断企业外,其它国企全部卖掉,员工强制下岗,将生活安逸的国企员工驱赶到残酷的商海,进入富有竞争力的中小民企;同时在财政上实施分税制,将70%的税收都收归中央,以集中和整合资源。此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比例划分的。中央的职能无非是军事外交,在现代政府所有行政职能中比例也就是30%的分量,而民生服务职能全部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占比70%,所以此前税收收入的分配,也是中央30%,地方70%。现在朱总理一声令下,将税收分配体制倒转过来,但是行政职能的分担方式没有变化,从来没进行过任何调整。中央手里有了钱,当然就有了动员的能力,可以开展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以拉动经济发展。

这一次决绝的动员方式影响深远。首先就是,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掌控。从国企被驱赶出来自谋生路的国人,首先就会丧失对这个政府的信任。考察城镇就业人口数据,2000年国企的就业人数还有8100万人,显著高于民企的1268万、外企的642万和2131万个体户,这三者加起来也就是4041万罢了,只相当于国企就业人数的一半。到了2013年,国企就业人数下降到6365万,而民企则上升到8242万,再加上外企的2963万人、6142万个体户,达到1.73亿的规模,反过来几乎达到国企员工的三倍。

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分税制的恶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只有30%的收入,却要承担70%的行政职能。民生服务职能必须花钱,这些支出都是刚性的,不可能压缩。医疗教育养老交通,任何一项的支出减少,都会造成社会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能干的市长也不能空手变出钱来。想想一个城市吧,只有残旧的医院、破烂的学校,坑洼的路面,以及衣食无着的老人,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个政府心存感激,然而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现状。一个人穷久了,穷凶极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政府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有匪夷所思的拆迁,无非是政府想挣点卖地收入罢了;我们会有凶悍如匪的城管,无非是政府收不到流动商贩的税钱罢了。理论上,越穷的政府,就会越凶恶,官民矛盾就越大。所以广东最穷的潮汕地区,经常爆发恶性的拆迁事件,而云南贵州的山区,没事就能闹出万人规模的散步。这么一想,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民企就业人数显著超越国企,中共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当然很弱,然而即便是中西部穷困地区,同样是民怨沸腾,政府官员走到田间地头去实施动员,基本上就是去找抽。现在这局面,能维持稳定就不错了,维稳费用的花销一直都是个谜,传说中是比军费还要高的,还怎么动员?

此外,将这个国家70%的财富集中到中央,这个巨大的蛋糕,这个从未有过的金灿灿的诱惑,成为对中共人性的终极拷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北宋时期,赵宋王朝聚天下财富于东京汴梁,所有的赋税都要上缴中央,再由中央进行分配。这种结果,是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官商团体,贪婪无度,与民争利,并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根基,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官商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也终生服务于这个团体,从未有过任何背叛。煌煌大宋,屡次三番被外族入侵,而汉民普遍冷眼旁观,赵宋王朝丝毫不具备动员汉民抵御侵略的能力。王安石变法,其实是试图进行一次重新分赃:皇族试图从官商团体的利益中夺取一部分,用以强化皇家的军事力量。至于将利益归还给民众,那是王安石从未想过的事。所以王安石变法,最终变成一场闹剧,无疾而终。现在这一次,朱总理将天下财富聚集北京,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没能抵御住诱惑,恶性博弈再次发生。官商的事情就不说了,国进民退,权贵资本侵占民资产业,“太子奶”的前科就在眼前,大家都清楚得很。这里只说政府内部的博弈。我们号称有所谓“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会综合考虑贫穷的地方政府的项目需要,向穷市拨款。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脆弱的人性根本经不起拷问。这个从未建立任何外部监督体制的国家,任由一帮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官僚承受以万亿计算的财富的终极诱惑,那最终的游戏规则,一定会变成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行贿,大家一起坐地分赃,至于项目本身,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烂尾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也没人过问。随着分赃行为的持续,也一定会形成利益团体,形成派系,在利益蛋糕面前狼吞虎咽的各路官系,从不掩饰自己的吃相,嘴角的奶油一直淌到肚皮上,也不会擦一擦。这种官僚团体,也当然不具备社会动员能力。当下的国家或许还具备强大的社会遏制力,也就是禁止国民干某件事的能力,比如开大会的时候禁止工厂开工。但是要再鼓励和发动国民主动克服某个难关,比如忍饥挨饿的共度时艰,废寝忘食的科研攻坚,那就根本不用再指望。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已经没有了伟人的时代,这个草根当道的时代,这个最渺小的人也能发出最强硬声音的时代,这个社会动员力荡然无存的时代,这个诸神的黄昏,将会迎来一次什么样的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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