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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经济的当务之急,而非企业支持政策

盛世危言 鹰盲 来源:凭栏欲言 610浏览 0评论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7月7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以“探寻开放与监管新范式”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发言。

发言中提到美国储蓄率过低对经济的拖累及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

聊一聊储蓄率对经济的影响。

01

个体有一定的经济周期,在青少年时代,成长或求学过程中需要部分家庭支持(他人储蓄)或负债(他人储蓄),此时储蓄率最低。工作后储蓄率变高,中年为储蓄率最高。老年收入减少,储蓄率逐渐降低。通过运用储蓄和负债可以来平滑一个人的经济生命周期,使得生活品质不至于起伏过大。而个人储蓄率得高低则与社会保障呈现负相关。很容易理解,增加储蓄可以更从容应对不可知风险。

02

资本是指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源于生产减去消费之后的剩余(即储蓄)。当生产仅能提供消费的时候,社会没有储蓄,自然也没有资本。当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之后,储蓄转而形成资本,用以投资扩大产能或改进技术。技术的进步,产能的扩大导致的集约化生产能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各国最为重视的经济指标。

而货币是资本的具现。

货币与信贷推进了资本调配的便利化。

03

高储蓄率代表着高投资,而高投资的初期则代表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注意,只是初期。

举例说一个工人,开始只能手工劳动,资本可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工具,还可以给工人的工具更新换代逐步自动化。自然可以为工人带来更高的劳动产出比。

此阶段资本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但当工具已至最新的一代,没有科技支撑开发出新一代的工具时,劳动产出比提高缓慢。这是投资的边际递减效应。此后阶段的高储蓄率只能带来规模的扩大,直至下一次技术腾飞。

以微观见宏观,高资本量约可在20年之间为穷国提供后发优势,使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体现为GDP增长迅速。随着劳动生产率的科技上限,GDP随之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在劳动生产率无明显增长的情况下,GD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债务推升。

04

中国国民储蓄率长期排名世界第一。很多人以为国民储蓄率是私人贡献的,其实不然。国民储蓄率来自于三个部分,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

以2008年看居民储蓄率约占国民储蓄率的1/3。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显示,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其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也有61.01%,非金融资产占家庭非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更高达88.7%。还有,中国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

居民储蓄占比总储蓄比例过低和分配不平衡将导致消费乏力。

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海外高品质商品,而低收入家庭则无力消费。

05

当高储蓄制造了更多的产能落地。

却需要消费匹配。

把全球当成一个整体看,落地的产能必须有消费能力匹配,当消费不匹配产能时,必有产能出清的过程。工厂陷入恶性竞价,先承受不住的工厂倒闭。留下盈利高,生存能力强的企业。当然也可能是某些受到政策保护的企业。然而全球却并不是一个整体,对外依赖型国家会积极支持贸易全球化,寄望于他国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对内依赖型国家则更易受到民粹想法支持从而发动贸易战。

06

消费来自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约占总消费的八成。

2010年居民消费率35.36%,达到一个低谷。

中国居民消费率与部分其他国家的比较。

高储蓄率带来的高资本转化率却并没有合适的内需予以匹配。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依赖于外需。

而之后呢?

07

内需主要来自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能力则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GDP比例约4成。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分配过低。中国应当建立与GDP想适应的大国内需消费市场,才是一种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而这一市场的建立,则主要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鉴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GDP之比长期过低,内需市场长期萎靡,已无法匹配。当务之急应努力提高国民收入,而非推进各种企业支持政策,这会增加产能落地。

没有内需能力的提升,落地产能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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